我們一輩子要做的事就是向溫州人學掙錢！！———“八大王”摔倒，崛起了溫州
“八大王事件”能夠非常形象地代表溫州，既代表了曾經有過的屈辱和艱難，也能代表榮譽。
溫州人都知道“八大王事件”，也知道“八大王”代表的是八個不同行業(yè)的富戶，但有關“八大王”的名字略有些出入。有的說，“八大王”指的是“螺絲大王”劉大源、“五金大王”胡金林、“目錄大王”葉建華、“線圈大王”鄭祥青、“礦燈大王”程步青、“供銷大王”李方平、“翻砂大王”吳師康、“膠木大王”陳銀松。還有一種說法，有六個人名相同，只是將吳師康、陳銀松換成了“機電大王”鄭元忠、“舊貨大王”王邁仟。
為什么會有這種出入？我問過很多人，都難以說清。有人很肯定地說，“八大王”中肯定有鄭元忠。還有另一個說法，當時被抓的人遠不止8個，18個、28個都不止，只是有8個在柳市極其有名，又被一網收羅，所以冠之以“八大王事件”。至于鄭元忠，當時并不在“八大王”之列，只不過這些人中他日后的名氣最大，他又善于抓住機會宣傳自己，所以“八大王”中便有了他的名字。此說法是否屬實，難以確證。
溫州的低壓電器是從柳市起步的。這種起步有一個較長的“潛伏期”。1978年柳市出現(xiàn)了第一家低壓電器門市部，僅僅3年之后就已經發(fā)展到了300家，銷售隊伍達1萬人，年產值為2200萬元。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。如果說我們對于1萬人的營銷隊伍及300家前店后廠的門市部沒什么概念，那么對2200萬元應該有一個粗略的估算，在當時這相當于一個中等縣的GDP，而柳市僅僅是經濟并不算發(fā)達的溫州樂清縣的一個鎮(zhèn)。
輝煌的一年過去了，事情有了極其微妙的變化。1982年中共中央發(fā)出一號文件，主旨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，清除精神污染。看起來，此事和做生意沒什么關系，自由化是一種觀念，是精神和文化層面的。但文件中還有一項主題，即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，這便將生意人給劃進去了。
在溫州這種地方，要想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，必須看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。以當時的政治氣候來看，溫州的確有許多值得打擊的人和事，而這些人還能鮮活地游動于社會各個階層，說明有人在暗中保護他們。
能夠保護這些人的肯定是職權人物。一般來說，溫州本土的干部對當地情況最為了解，也受溫州耕讀傳家理論的影響，對某些“違規(guī)”行為往往不明確表態(tài)卻暗中支持。但中國的干部制度并非就地選拔，而是采取“地方一部分、外派一部分”的辦法，外派來的干部往往是一把手。一把手調往異地任職，也知道地方勢力的強大，如果孤身一人肯定撐不開場子。因此，他們到任前后肯定會帶來一大批人，便形成了干部隊伍中的外來勢力。
溫州這個地方有一個奇怪的現(xiàn)象，幾乎每個外來干部到達溫州之時便會提出一系列的改革辦法。這些干部在臺上講他們的改革方案時洋洋得意，自以為天下第一，殊不知他們這一套理論方法是溫州幾年前就已經用過了的，早已不新鮮。有個領導一到溫州便將自己在其他地方搞的“幾個××”帶了過來——這位老兄就是憑著“幾個××”得到提拔，一到溫州就故伎重施，提出“三個溫州”。老百姓看熱鬧說：“明明只有一個溫州，哪有三個溫州？”溫州的干部聽到這些話，暗地里覺得好笑，誰都不當一回事。
